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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2024年成果简报（总第35期）。
《明代文学史料要略》为明代文学相关文献的总体性概述，涉及的文体包括诗文、小说、戏曲、词、散曲、辞赋、民歌、八股文等，同时对于各体文学相关的批评文献，以及与之相关的史籍、地理书、地方志、石刻史料、子部笔记、年谱与家谱、儒学文献、佛教文献、道教文献、艺术文献、民间文献、书目、索引、工具书以及数据库和在线资源等进行系统梳理和概说，以此为明代文学研究提供全面的文献支撑。
“文化形态学说”是20世纪初西方兴起的文化史研究方法,其视角重在文明比较和文明兴衰。该学说在民国时期传入中国,即引起学界回响,影响及于当时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冯天瑜扬起新时期文化史研究的风帆,他借鉴了文化形态学说,在研究中展现出宽广的国际视野,长于利用文明比较法,揭示出中国文化的特质和发展脉络。冯天瑜在文化史研究中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历史循环论和权力意志论,坚持唯物史观和历史进化论,着...
通过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引入了一种颇具特色的量刑协商机制。根据律师参与这一程序的方式，量刑协商可分为消极的量刑协商模式和积极的量刑协商模式，前者属于一种最低限度的量刑协商，后者则属于可产生积极效果的协商模式，有待于通过必要的制度保障而加以激活。嫌疑人签署的认罪认罚具结书属于控辩双方量刑协商的结果，具有量刑协议书的属性，对于检察官和被告人都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对于法官的裁判则不具有必然...
土地空间根据建筑结构、设施用途与开发利用深度等标准有不同分类方式。土地空间开发利用的权利类型，依据有偿或无偿、法定或约定、权利行使为独占或非独占三组影响因素，组合排列出有偿出让的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无偿划拨的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约定有偿的空间役权、法定有偿的公共役权以及法定无偿的空间相邻关系，体现了利用人对于土地空间的不同需求，各种权利类型之间只存在强弱程度的差别。在公共轨道交通、矿业用地、地下油...
法院创设权分概括创设权和具体创设权，其归属和司法权配置受制于法院法定、管辖权法定的宪法原则。该原则源于17世纪英国，18世纪被法国采纳，其原旨乃反对肢解刑事司法权、禁止指定审判法官或设立刑事特别法院（庭）。宪法成文化运动致使其扩张至行民领域，但在司法科学化冲击下其重归原点，并成为法治国的内在要求。形式要件为法院创设权依重要性分别保留于宪法与法律，实质要件为刑事司法权绝对保留、行民司法权相对保留。司...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持续发挥治理实效的关键，应当是激活地方横向监督机制，而非消解制度发展的“国家化”。利用双重差分法的实证检验表明，基于“国家化”路径发展的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试点期间显著降低了工业废水的排放，发挥了治理实效。未来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路径，不仅应注重以多样化方式扩大社会主体参与，更为关键的应是继续提升地方法院、地方检察院对地方政府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这要求将检察行政公益诉讼实践证明...
与宪法采取了多层级的组织性法律保留不同，《立法法》第8条第2项对各级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统统实行了法律保留。《立法法》与宪法的不一致说明，组织性法律保留需要与宪法保留、行政保留、司法保留等进行协调，从而来合理界定组织性法律保留的范围。对于产生，最高国家机关的产生应当实行宪法保留。对于职权，现行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的职权实行了宪法保留，检察机关基于其法律监督机关的定...
商标使用行为由形式要素与实质要素所构造，可以从形式与实质、价值与功能及主观与客观等多个维度进行界定，但商标立法的实质主义是其底色。商标使用行为的构成应以商标标识的识别性和商业使用的公开性为必要，以商标法效力范围为默示前提，并区分商标使用与商标标识使用。涉外贴牌加工商标侵权判断应当以构成商标使用为坐标，以商标法效力范围内的市场活动为事实依据，据此以不构成商标使用和商标侵权为原则和常规，构成商标使用和...
死刑存废是一个以公众认同为正当性与合法性基础的公共政策选择问题，死刑政策决策与死刑制度设计必须认真对待民意。基于三万余个样本所做的实证分析显示，虽然多数受访者仍然支持保留死刑，报应和威慑是民众主张保留死刑的两大观念支柱，但是，中国主流民意对死刑的认同已经发生了明显松动，不再绝对认同死刑，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已经无条件地支持或有条件地接受废除死刑。一旦提供了恰当的死刑替代措施，近八成一般性地支持保留死刑...
由于认罪认罚与其它量刑情节之间存在重合，一种观点认为，认罪认罚的“从宽”适用需要依附于自首、坦白、积极赔偿等实体性的从宽情形。另一种观点认为，认罪认罚的“从宽”适用具有独立性和专属性，应当在其它量刑情节之外适用额外的从宽。通过采集自2016年认罪认罚从宽试点以来六个城市法院裁判的30129份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判决书进行实证研究发现：首先，司法中对认罪认罚从宽的适用部分依附于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自首、...
2019年底北京市两级法院判决的“余金平交通肇事案”揭示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施行后法院、检察院之间的冲突。从表象上，这种冲突实质上是检、法两家对认罪认罚案件量刑主导权的争夺。其根源在于立法态度暧昧不明，没有明确区分两种不同的“从宽”逻辑。立法者之所以不肯明确承认量刑协商，是因为看到了“协商”背后隐藏的系统性风险。在以调查模式和层级模式为建构原则的中国刑事诉讼框架下，“协商”承载的是与之不相容的纠...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范围呈扩展趋势，重罪案件所占比例逐步提升。然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设计具有同质化的特征，未能有效识别重罪案件适用的特殊性。重罪与轻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价值取向应有所区别，前者着眼于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鼓励引导被追诉人自愿如实供述等，但其节约司法资源、提升诉讼效率的价值受限。在律师参与、证据制度、量刑建议和庭审程序等方面，重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应呈现一定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