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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上访潮居高不下，主流的维权视角仅有部分解释力，难以解释无理上访的扩大化趋势。借助于吉登斯的权力观，将权力运作与其可以调动的“资源”及相关话语联系起来，可以从“治理一资源”的角度理解基层法治实践。从历史经验来看，基层政府在上访治理中有足够的权威性资源，因此可以在缺乏配置性资源时成功应对无理上访问题，这种权威性资源建立在“顺民一刁民”或“人民一敌人”话语的基础上。1990年代以来，基层政府在权利话...
法的精神即为法意，法意之司行即为流转。法意流转大别为逻辑演绎与类比推理两种风格迥异的模式。逻辑演绎主张以言敛意，在语言的地基之上以“方以智”的风格诠释法意流转，重“一”。类比推理强调言不尽意，以“圆而神”的风格艺几性地流转法意，尚“多”。方则易执，欠缺圆之神妙；圆则善变，差强方之智识。方圆互补是不通透的方智理路，立足于人性解放之上的自由变更才能真正实现法意流转的方圆无间之道。这正是法意流传的现象学...
现有的关于正式法律对经济发展作用的文献大多着眼于法律的保护功能。了解中国法律和经济现状的发展的学者们的主流观点是正式法律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不大，但是迄今为止尚无充足的证据支持上述观点。除了指出正式法律在合同履行和财产保护方面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外，本文还指出了法律的其他作用，包括信号作用和自我承诺作用。
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情势下，我国越来越多的地方检察机关以原告身份提起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此同时，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上的缺失问题也日益凸显。笔者认为，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法理依据，域外国家和地区亦具有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应及时予以修改以作出积极回应，建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明确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此类诉讼的主体资格，同时，应当厘清检察机关的环境民事公益诉权...
德国刑事法上近年来出现了扩张构成要件、刑事可罚性前置以及保安处分大量适用的发展趋势。这一发展趋势被德国刑法学者Guenter Jakobs认为已经超出了传统法治国市民刑法的范畴，具有“敌人刑法”的特征。Jakobs的“敌人刑法理论”自创立以来，一直为西方刑法学者所诟病，几乎是当今德国刑法学界最具争议的理论。近年来批判敌人刑法理论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究竟敌人刑法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西方学界关于敌人刑...
先秦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之学，以“刑名法术”为核。其所谓“法”者，若指向法律，则坐实于刑。重刑主义是法家思想的必然归宿，其理论基础包括任力不任德的实力主义、性恶论、重刑爱民论、民众愚昧论等；其内容包括刑主赏辅、“刑用于将过”、“以刑去刑”、“重刑连其罪”等。作为君主专制政治暴力统治的思想基础，重刑主义学说荒谬、残忍，必然导致对生命的蔑视、民生的摧残、基本人权的践踏，秦朝的暴政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我国的监护人责任制度效法于1922年《苏俄民法典》第405条，贯彻无过错责任，’同时使用公平责任以济其穷。公平责任的体现是行为能力欠缺者有财产时监护人得从其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侵权责任法》第32条第1款与第2款是主从关系，前者规定的是外部关系，后者规定的是内部关系，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说明，只有适用了前者才有后者的适用余地。
2010年国家赔偿法的修订，并未把怠于履行职责致害赔偿统一地、明文地写入新法之中。然而，此类国家赔偿的依据以多种形式存在。通过法律解释，行政怠职致害的各种情形，皆可纳入国家赔偿范围；相比之下，司法怠职致害赔偿的依据较为零碎，需实务谨慎开拓其范围。更为重要的问题转而落在怠于履行职责之认定和致害赔偿责任之确定上。前者需认识到作为义务来源的多样化，避免陷入机械法条主义；后者应视怠于履行职责直接致害、与自...
作为前英国殖民地，并在1997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为公法与国际人权法的互动提供了有研究价值的一个个案。自1991年起，透过殖民地宪法文件的修订及立法方式，《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人权规范在香港开始具有宪法性效力，并且可为本地法院适用，作为违宪审查中审查立法及政府行为是否违宪的基准。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成立的新宪制下，香港法...
对当下法律制度的一个通常理解是，个人只对其自主行为负责，而法律后果不应该从偶然性事件中推导出来。但事实是，至少在有些情况下，法律评价是（部分地）基于运气而做出的。从而，运气成分在法律制度中是存在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它的存在不可避免。这种存在，有其原因，也有其功能，即分配法律责任。而进一步的考察则发现法律对待生活中各种不同的运气也采取了前后不一致的态度，这也有着深刻而复杂的原因。通过这些发现，人们...
在上篇全景性描绘中国法文化起源与发展的历史长卷中思想家、统治者、一般人民以及法律专业人士的角色与作用的基础上，本文从法律、制度、实践和法理四个方面概括了中国法文化的特点，提出并回答了诸多问题：为什么中国传统法典里有“律”和许多其它名目的条文？为什么刑法里既有许多非常繁琐具体的条文，又有若干内容极其概括抽象的“补遗条文”？为什么允许“比附援引”？为什么民事法律极为简略，人们的民事作为都以什么为依据？...
金融市场不仅是国民经济，更是政府治理优劣的晴雨表。金融市场具有约束、监督和提升公共参与的民主机制，促进国家民主价值的生长，这表现在四个方面：①政府进入金融市场融资将受制于金融市场的纪律和规律，对投资者负责；②债权人依据私法权利对政府行使知情权和监督权，具有风险偏好的优势和长期的战略眼光，能克服民众的集体行动困境，转化为民众利益的维护者；③在涉及债权人重大利益的事项上，债权人通过债权人会议参与政府的...
达玛斯卡关于刑事诉讼法律移植的论述隐含了一个有待验证的命题：由于制度背景改变艰难，不同法系国家间的制度移植难以成功。对此，当代中国的经验与教训似乎可作回答。纵观刑事诉讼法近三十年变迁，法律移植无疑是贯穿其间的一条主线，并呈现如下特征：首先，制度与背景的“弥合一断裂一再弥合”；其次，内容的“整体一碎片化”过程；再次，改造式与照搬式并用；最后，周期相对较长。中国式移植的原因首先在于“以强者为师”逻辑，...
抵押权实现程序对抵押权制度之融资功能与担保功能的发挥，至关重要。我国《物权法》既承认了抵押权的约定实现程序，即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可以协商实现抵押权，也规定了当事人协商不成时应适用的法定实现程序。抵押权的约定实现程序能高效便捷地实现抵押权，但也有损害其他担保物权人及抵押人的普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之虞，故立法上须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现行法承认抵押权约定实现程序的做法值得肯定，但其允许当事人对抵押权的实现条...
中国刑事诉讼现行证明标准的特点，一是以印证为中心，二是以客观性为基点，三是以可知论即认识乐观主义为理论根据，四是以目的为方法，在证明活动中的可操作性不足，五是普遍适用，缺乏区别和细分。应当分析“排除合理怀疑”的渊源，借鉴域外经验。从适用对象看，“排除合理怀疑”既针对证据的确实性，也针对充分性；它应用于证据的综合判断，也可以在证据个别判断中使用。“排除合理怀疑”与“证据确实充分”，作为证明方法的区别...